引用:[url]http://www.qiji.org.tw/html/event/news/2009/0211/262.html[/url]
陰陽虛實在生活中的應用
練功一定會從內氣的升降作用體會到陰陽虛實的對應關係，而這一層體會又必須落實在生活之中，徹底改變價值觀，這才是真功夫。
每一個陰陽、虛實都有其對應點，一個層次的陽能，必然有一個相同層次的陰能與它相對等。陰陽相成，才會產生氣場。這就是人生。人生的陰陽虛實對應跟內氣升 降的道理完全一樣，極實對極虛，爬得越高，風險越大；最富有的人，生命內在一定有某個部分是最貧窮的；最深的愛，反面就藏伏著相對的恨機。這種虛實對應的 現象，也就是氣功學靜心、旋轉、壓縮、共振四大原理的「旋轉」原理。兩個相對的價值同時存在，買一送一，這一面滿足了，另一面不要也不行。
把身體的道理應用在生活上，學會掌握虛實平衡，才能恰到好處。知陰陽虛實，這是很重要的練功原則。老子說：「國之利器不可示於人」。把鋒銳藏在看不見的地方，藏實必藏虛，把成就藏起來，危險就顯不出力量；把利刃收斂起來，敵人也變少了。
Monday, February 22, 2010
Monday, February 1, 2010
高行健：中國沒變，我也沒變
引自：點我
高行健：中國沒變，我也沒變
高行健接受BBC中文網記者嵇偉採訪
2010年1月4日是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籍華人作家高行健先生70歲生日，也是他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第10個年頭。為此，中文文學界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舉辦一次專題研討會，重點研討高行健先生的各種文學藝術作品和思想。在出席研討會之前，高行健接受了BBC中文網記者嵇偉的專訪。高行健是迄今為止唯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他的代表作品有話劇《車站》、《絕對信號》和小說《靈山》、《一個人的聖經》等。高行健在接受BBC中文網記者嵇偉的採訪時，首先談到70年歲月中記憶最深的是什麼：
播放其他音頻視頻格式「三生有幸」高行健回首70年來走過的道路，堪稱風風雨雨，有太多的經歷。但大體上可以劃分為三生，第一生是在中國，第二生在法國，獲得諾貝爾獎以後他大病一場，現在應該說是他的第三生。高行健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在中國大陸呆了47年。但在2000年他獲獎時中國政府對他非常冷落，並指責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給他頒獎有政治目的。對此，高行健看得很淡。他說，其實在獲諾貝爾獎之前他的作品就一直被禁止，他在中國國內的時候作品就被禁。「幾十年如此，中國沒變，我也沒變。」 因此，並不感到失落。
自從高行健獲獎後，很多人都提到他的身份問題。高行健說，時下一個很時髦的話題就是身份認同，但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很有政治色彩的話題，跟文學創作沒關係。他說，儘管自己已獲法國籍18年，但自認為自己是一個世界公民，因為他經常到世界各地參加創作活動。
政治與文學
高行健在2000年發表諾貝爾獎獲獎感言時說，「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的劫難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於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於政治主宰文學。」由此引發知識界有關文學與政治的關係的辯論。有人甚至把高行健與魯迅相對照，認為高行健堅持文學創作不介入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立場與魯迅文學作品的社會批判性呈鮮明對照。在談到作家和文學創作與政治的關係時，高行健說，20世紀的一個文學現象就是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作家要有一個政治態度，要介入政治。但結果往往是很悲慘的。在他看來，一個作家「要麼就是犧牲自己的創作，變成某種政治的傳聲筒，要麼如果他不贊成當權的政治不正確的話，他就會被扼殺。」高行健認為，在超越政治視野以外，作家可以有其自己的獨立不移的看法。但他認為一個作家的作品應該主要是涉及人生和人的生存的普遍的困境。這些問題都大於某種具體的現實的政治。過去10年也是互聯網蓬勃發展的10年。對於這種新事物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高行健談了他自己的看法。高行健說，儘管他本人從不上網，但他從旁人那裏和各種信息渠道那裏了解到互聯網的普及。他肯定互聯網在文化信息的傳播方面非常有用，但作為一名藝術家，他不能只滿足於互聯網這個簡單的藝術傳播手段。他說互聯網傳播對中國思想開放，接受世界各國的新的信息以及相互之間的文化交流是有它的正面影響的。但互聯網如果用得不好的話也會把文化過於通俗化。
此外，他認為中國文化人還要警惕民族主義情緒。他說，如果一個知識分子只強調你的民族文化，他覺得有點可疑，背後很有可能是有某種政治炒作。
注：BBC中文網將在周二（1月5日）發表對高行健採訪的文字材料以及視頻。
高行健：中國沒變，我也沒變
高行健接受BBC中文網記者嵇偉採訪
2010年1月4日是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籍華人作家高行健先生70歲生日，也是他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第10個年頭。為此，中文文學界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舉辦一次專題研討會，重點研討高行健先生的各種文學藝術作品和思想。在出席研討會之前，高行健接受了BBC中文網記者嵇偉的專訪。高行健是迄今為止唯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華人。他的代表作品有話劇《車站》、《絕對信號》和小說《靈山》、《一個人的聖經》等。高行健在接受BBC中文網記者嵇偉的採訪時，首先談到70年歲月中記憶最深的是什麼：
播放其他音頻視頻格式「三生有幸」高行健回首70年來走過的道路，堪稱風風雨雨，有太多的經歷。但大體上可以劃分為三生，第一生是在中國，第二生在法國，獲得諾貝爾獎以後他大病一場，現在應該說是他的第三生。高行健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在中國大陸呆了47年。但在2000年他獲獎時中國政府對他非常冷落，並指責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給他頒獎有政治目的。對此，高行健看得很淡。他說，其實在獲諾貝爾獎之前他的作品就一直被禁止，他在中國國內的時候作品就被禁。「幾十年如此，中國沒變，我也沒變。」 因此，並不感到失落。
自從高行健獲獎後，很多人都提到他的身份問題。高行健說，時下一個很時髦的話題就是身份認同，但在他看來，這是一個很有政治色彩的話題，跟文學創作沒關係。他說，儘管自己已獲法國籍18年，但自認為自己是一個世界公民，因為他經常到世界各地參加創作活動。
政治與文學
高行健在2000年發表諾貝爾獎獲獎感言時說，「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的劫難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於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於政治主宰文學。」由此引發知識界有關文學與政治的關係的辯論。有人甚至把高行健與魯迅相對照，認為高行健堅持文學創作不介入政治和意識形態的立場與魯迅文學作品的社會批判性呈鮮明對照。在談到作家和文學創作與政治的關係時，高行健說，20世紀的一個文學現象就是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作家要有一個政治態度，要介入政治。但結果往往是很悲慘的。在他看來，一個作家「要麼就是犧牲自己的創作，變成某種政治的傳聲筒，要麼如果他不贊成當權的政治不正確的話，他就會被扼殺。」高行健認為，在超越政治視野以外，作家可以有其自己的獨立不移的看法。但他認為一個作家的作品應該主要是涉及人生和人的生存的普遍的困境。這些問題都大於某種具體的現實的政治。過去10年也是互聯網蓬勃發展的10年。對於這種新事物在傳播中國文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高行健談了他自己的看法。高行健說，儘管他本人從不上網，但他從旁人那裏和各種信息渠道那裏了解到互聯網的普及。他肯定互聯網在文化信息的傳播方面非常有用，但作為一名藝術家，他不能只滿足於互聯網這個簡單的藝術傳播手段。他說互聯網傳播對中國思想開放，接受世界各國的新的信息以及相互之間的文化交流是有它的正面影響的。但互聯網如果用得不好的話也會把文化過於通俗化。
此外，他認為中國文化人還要警惕民族主義情緒。他說，如果一個知識分子只強調你的民族文化，他覺得有點可疑，背後很有可能是有某種政治炒作。
注：BBC中文網將在周二（1月5日）發表對高行健採訪的文字材料以及視頻。
好文分享：“邊緣人”的來去家園——旅澳作家莊偉傑其人其詩
引自：點我
緣於想瞭解一些當今海外華文文學的現狀，我開始關注澳大利亞華文作家莊偉傑，隨興瀏覽他的作品，猶如良朋在座，從中可一窺這位“邊緣人”的來去家園。
莊偉傑系閩南人，旅澳詩人、書法家、文學博士。大學時代，莊偉傑就開始馳騁詩壇，是20世紀80年代南方校園詩人的代表之一，自稱“寫作”呈放射狀。目前已出版多部詩集、散文詩集、學術論集，主編各種書籍40多部，曾獲中國“冰心獎”等多種文學藝術獎，是澳洲華文文壇活躍的詩人、評論家之一。他赴澳後創辦主編過《滿江紅》《唐人商報》《國際華文詩人》等傳媒和文學刊物;策劃主編的“澳華文學三部曲”，已完成《澳洲華文文學叢書》和《澳洲華文文學方陣》。可以說，莊偉傑爲澳洲華文文學的發展作出了富有建設性的貢獻。
莊偉傑的詩歌創作，從他出國留學並定居澳洲以及往返澳中兩地的歷程看，大致可分爲三種類型：一是“精神放逐”系列，二是“來去家園”系列，三是“藏題實驗詩”系列。這三類在詩體風格、表現形態和話語方式上雖有所不同，文本也具有多種言說的可能性，但具有一個共同的精神內涵與生命質點，那就是對生命個體的大情感投入和對人生漂流的大憂思展現。
對於常常在邊緣享受孤獨又不斷求索的莊偉傑來說，“孤獨”是詩人用以探尋人類生存困境和精神家園的一個特殊視角。在他那裏，“孤獨”一方面可視爲其詩歌文本的狀態，同時也是詩人出國後自身寫作和生命方式的直接呈現。於是，現實世界中的詩人與文本世界中的那份孤獨感，有著互爲映照的內在聯繫。進一步說，“孤獨”具體地表現爲在放逐過程中的文化失落及由此感受到的悲劇性命運的疼痛。衆所周知，對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國的“洋插隊”而言，軀體雖得以安置，心靈卻沒有安頓下來。在中西文化碰撞的交叉點上，由此生髮的苦悶是難以言喻的。作爲特定文化境遇中的羈旅者，置身於邊緣地帶，生存壓力不能承受之重可想而知。一方面是作爲無根的如浮萍一樣的漂泊感，另一方面是面對異質土壤上高度商業化的世俗誘惑。作爲一個流浪詩人，其文化心理自然滋生起強烈而緊迫的生存危機意識。這種潛在於詩人生命體內的精神孤獨、焦慮和憂思，在莊偉傑身上表現得尤爲突出。“他所展示的是在異國土地上所體驗到的心靈彷徨和痛苦，強烈地表現了知識份子脫離本民族文化之根以後的精神掙紮”（孫紹振《〈從家園來到家園去〉序》）。其文本所折射的，正是個體感受到的生存困境、心靈焦灼或精神迷茫轉化爲孤獨的藝術之花：“在難耐寂寞的河道∕久久地 泅渡∥……獨坐 獨思 獨看/任憑感覺的根須四處蔓延∥整個世界好像都在變形濃縮/一個又一個的怪圈接踵而至/時間似乎失卻了依託/生命被擱置在定格的旅程”（《泅渡》）。這對於那些曾經或正生活在類似境況的人，無疑充滿著震撼力和感染力。
海外華文文學中對還鄉意識的表達由來已久。莊偉傑的詩中同樣充溢著“還鄉意識”，但其話語意味和主題向度卻別出心裁。就他而言，由於跨越疆域的現實生存，故鄉是無時無刻都在編織著的美夢，更是一種精神寄託之所。《從家園來到家園去》，就是嘗試用心靈闡釋的方法，對留學生精神苦難進行史詩式的概括。詩集從“作品01號”至“作品21號”，力求通過宏大敍事，表達在異域奔波的同代人，在現實中陷入無家可歸或有家難歸的困惑，並透過特殊語境，對自身生命進行觀照，也對20世紀末“世界大串聯”的“洋插隊”現象做整體生命的審視，詩中多少體現出美學意味與宗教情懷。莊偉傑詩歌中的家園是詩人表現生存孤獨和心靈痛楚時對於精神家園的建構意向。請看其中的《來與去》：“向家園走回來/又從家園走出去∥踏水翻山去尋根/鄉土的田園不再屬於我/童年的小河不願留住我/婉轉的身段回贈我婉轉的寂寞/爬過的山浸過的水不願與我對話/村口的古榕斑駁刺眼的陽光∥不要問我從哪里來/不要問我到何處去”。
故鄉依然存在，流浪者歸來了，但這之間橫亙的是一道不能逾越的鴻溝，是“根”的分裂。顯然，一種難言的情緒滲透在字裏行間，“我”的“尋根”與目睹的現實之間産生了深刻的反差，一種新的“失落感”加重了沈痛感或虛妄感。那麽，真正的家園到底在哪里？“不要問我從哪里來/不要問我到何處去”，這是“文化邊緣人”的孤獨和迷失，還是令人困惑而玄奧的哲學命題？詩人在這裏似乎在解構那曾經懷有的還鄉意識，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詩人放棄了對夢中家園的追尋和對終極關懷的追問。詩人只能重新開始去尋求精神家園的所在。莊偉傑詩歌中貫穿著一種“出去——歸來——再出去”的迴圈反復的軌迹，無論是精神還鄉還是現實還鄉，無論是對舊家園的返顧還是新家園的重構，都表達了人類無法擺脫的對永恒精神家園的企盼，那是來自人類內心深處的熱切呼喚。
散文是莊偉傑鍾情的文體。他把去國之後所寫的散文結集成《夢裏夢外》和《邊緣人類》。前者出版前定名爲“遠方的跫音”，意即在異國漂泊浪迹的漫漫旅程上下求索而留下的跫然之音，更名後似乎更能表明作者那個階段的狀況和心態；後者乃作者選擇定居澳洲之後，往返於澳中兩地所寫的篇什，表現的都是他外在的因緣與內在的情緣，頗富詩意的筆墨。散文詩集《別致的世界》是一種思維散步，他以散文詩的樣式來解剖自己，洞察世事，感悟人生，其真誠與睿智，其哲理深度，亦非淺薄爲文者所能相比。
他的詩歌評論，往往注重審美激情的開啓與內在精神的契合，感性色彩強烈，又具行文暢達的美感。他屬於邊緣性批評，反抗流俗、媚俗，聽從生命本真的運作，拒絕盲從任何絕對理念。他研究一部作品、一位元元詩人和作家，通常是將其放置于文學∕文化理論思潮中，從時代語境、文化視角、價值基點、精神維度等當代文化多樣性出發，探悉其有無本真精神，以挖掘出作品的實在價值，發見其中的深層問題。
身處異域，於邊緣站立，莊偉傑在無聲中追尋文化家園。他的詩文，時有慷慨放達，時有生花妙筆，在個別篇章中亦有簡約不足的欠缺。然而可貴的是，他一直保持著他所推崇的“恒久的前傾姿態”，堅守著他所主張的“自覺的邊緣意識”。承繼這種姿態與意識，相信他的文學創作與研究定會勝意疊出，妙窮津會。
緣於想瞭解一些當今海外華文文學的現狀，我開始關注澳大利亞華文作家莊偉傑，隨興瀏覽他的作品，猶如良朋在座，從中可一窺這位“邊緣人”的來去家園。
莊偉傑系閩南人，旅澳詩人、書法家、文學博士。大學時代，莊偉傑就開始馳騁詩壇，是20世紀80年代南方校園詩人的代表之一，自稱“寫作”呈放射狀。目前已出版多部詩集、散文詩集、學術論集，主編各種書籍40多部，曾獲中國“冰心獎”等多種文學藝術獎，是澳洲華文文壇活躍的詩人、評論家之一。他赴澳後創辦主編過《滿江紅》《唐人商報》《國際華文詩人》等傳媒和文學刊物;策劃主編的“澳華文學三部曲”，已完成《澳洲華文文學叢書》和《澳洲華文文學方陣》。可以說，莊偉傑爲澳洲華文文學的發展作出了富有建設性的貢獻。
莊偉傑的詩歌創作，從他出國留學並定居澳洲以及往返澳中兩地的歷程看，大致可分爲三種類型：一是“精神放逐”系列，二是“來去家園”系列，三是“藏題實驗詩”系列。這三類在詩體風格、表現形態和話語方式上雖有所不同，文本也具有多種言說的可能性，但具有一個共同的精神內涵與生命質點，那就是對生命個體的大情感投入和對人生漂流的大憂思展現。
對於常常在邊緣享受孤獨又不斷求索的莊偉傑來說，“孤獨”是詩人用以探尋人類生存困境和精神家園的一個特殊視角。在他那裏，“孤獨”一方面可視爲其詩歌文本的狀態，同時也是詩人出國後自身寫作和生命方式的直接呈現。於是，現實世界中的詩人與文本世界中的那份孤獨感，有著互爲映照的內在聯繫。進一步說，“孤獨”具體地表現爲在放逐過程中的文化失落及由此感受到的悲劇性命運的疼痛。衆所周知，對於20世紀八九十年代出國的“洋插隊”而言，軀體雖得以安置，心靈卻沒有安頓下來。在中西文化碰撞的交叉點上，由此生髮的苦悶是難以言喻的。作爲特定文化境遇中的羈旅者，置身於邊緣地帶，生存壓力不能承受之重可想而知。一方面是作爲無根的如浮萍一樣的漂泊感，另一方面是面對異質土壤上高度商業化的世俗誘惑。作爲一個流浪詩人，其文化心理自然滋生起強烈而緊迫的生存危機意識。這種潛在於詩人生命體內的精神孤獨、焦慮和憂思，在莊偉傑身上表現得尤爲突出。“他所展示的是在異國土地上所體驗到的心靈彷徨和痛苦，強烈地表現了知識份子脫離本民族文化之根以後的精神掙紮”（孫紹振《〈從家園來到家園去〉序》）。其文本所折射的，正是個體感受到的生存困境、心靈焦灼或精神迷茫轉化爲孤獨的藝術之花：“在難耐寂寞的河道∕久久地 泅渡∥……獨坐 獨思 獨看/任憑感覺的根須四處蔓延∥整個世界好像都在變形濃縮/一個又一個的怪圈接踵而至/時間似乎失卻了依託/生命被擱置在定格的旅程”（《泅渡》）。這對於那些曾經或正生活在類似境況的人，無疑充滿著震撼力和感染力。
海外華文文學中對還鄉意識的表達由來已久。莊偉傑的詩中同樣充溢著“還鄉意識”，但其話語意味和主題向度卻別出心裁。就他而言，由於跨越疆域的現實生存，故鄉是無時無刻都在編織著的美夢，更是一種精神寄託之所。《從家園來到家園去》，就是嘗試用心靈闡釋的方法，對留學生精神苦難進行史詩式的概括。詩集從“作品01號”至“作品21號”，力求通過宏大敍事，表達在異域奔波的同代人，在現實中陷入無家可歸或有家難歸的困惑，並透過特殊語境，對自身生命進行觀照，也對20世紀末“世界大串聯”的“洋插隊”現象做整體生命的審視，詩中多少體現出美學意味與宗教情懷。莊偉傑詩歌中的家園是詩人表現生存孤獨和心靈痛楚時對於精神家園的建構意向。請看其中的《來與去》：“向家園走回來/又從家園走出去∥踏水翻山去尋根/鄉土的田園不再屬於我/童年的小河不願留住我/婉轉的身段回贈我婉轉的寂寞/爬過的山浸過的水不願與我對話/村口的古榕斑駁刺眼的陽光∥不要問我從哪里來/不要問我到何處去”。
故鄉依然存在，流浪者歸來了，但這之間橫亙的是一道不能逾越的鴻溝，是“根”的分裂。顯然，一種難言的情緒滲透在字裏行間，“我”的“尋根”與目睹的現實之間産生了深刻的反差，一種新的“失落感”加重了沈痛感或虛妄感。那麽，真正的家園到底在哪里？“不要問我從哪里來/不要問我到何處去”，這是“文化邊緣人”的孤獨和迷失，還是令人困惑而玄奧的哲學命題？詩人在這裏似乎在解構那曾經懷有的還鄉意識，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詩人放棄了對夢中家園的追尋和對終極關懷的追問。詩人只能重新開始去尋求精神家園的所在。莊偉傑詩歌中貫穿著一種“出去——歸來——再出去”的迴圈反復的軌迹，無論是精神還鄉還是現實還鄉，無論是對舊家園的返顧還是新家園的重構，都表達了人類無法擺脫的對永恒精神家園的企盼，那是來自人類內心深處的熱切呼喚。
散文是莊偉傑鍾情的文體。他把去國之後所寫的散文結集成《夢裏夢外》和《邊緣人類》。前者出版前定名爲“遠方的跫音”，意即在異國漂泊浪迹的漫漫旅程上下求索而留下的跫然之音，更名後似乎更能表明作者那個階段的狀況和心態；後者乃作者選擇定居澳洲之後，往返於澳中兩地所寫的篇什，表現的都是他外在的因緣與內在的情緣，頗富詩意的筆墨。散文詩集《別致的世界》是一種思維散步，他以散文詩的樣式來解剖自己，洞察世事，感悟人生，其真誠與睿智，其哲理深度，亦非淺薄爲文者所能相比。
他的詩歌評論，往往注重審美激情的開啓與內在精神的契合，感性色彩強烈，又具行文暢達的美感。他屬於邊緣性批評，反抗流俗、媚俗，聽從生命本真的運作，拒絕盲從任何絕對理念。他研究一部作品、一位元元詩人和作家，通常是將其放置于文學∕文化理論思潮中，從時代語境、文化視角、價值基點、精神維度等當代文化多樣性出發，探悉其有無本真精神，以挖掘出作品的實在價值，發見其中的深層問題。
身處異域，於邊緣站立，莊偉傑在無聲中追尋文化家園。他的詩文，時有慷慨放達，時有生花妙筆，在個別篇章中亦有簡約不足的欠缺。然而可貴的是，他一直保持著他所推崇的“恒久的前傾姿態”，堅守著他所主張的“自覺的邊緣意識”。承繼這種姿態與意識，相信他的文學創作與研究定會勝意疊出，妙窮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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